对于政法结构或政法传统的历史与核心，董必武在1959年的讲话中给予了鲜明揭示。
第三，二者的目标不同。(4)行政法应当综合运用激励、制约和协调机制，激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各自的积极一面，制约其消极一面，同时注意在行政协商、行政契约、合作规制等领域加强各方主体的互动。
更难得的是，他对由此出现的学术竞争和繁荣感到十分高兴，这应该也是他提倡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初衷所在。全面解读这种关系、并推动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互相强化，是软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了凸显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贡献，我选择了他最具标志性的行政法平衡理论(以下简称平衡论)以及软法理论，作为本文讨论的核心。行政法自然应当保护公民权利，但也必须直面并防止相对方的权利滥用。管理法、控权法虽然分处两个极端，但二者在坚持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性上却异曲同工，都承认公域之治是以国家为单中心，都接受一种强制性的国家管理模式，都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对抗关系。
传统文化中虽然缺乏法治的文化精神，但是也积淀了丰富的‘和合思想和有价值的法制资源。(3)行政法应当防范和监督行政权的违法和滥用，但同时要承认并发挥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而问题在于，当缺陷暴露之后，是否还应该坚持依法实施？ 对此，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观点。
在司法领域，当事人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干扰司法，实现其自身利益目标，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虚假诉讼的情况近年来甚至有恶化趋势。过度强调全面实施也可能导致法律实施成本过大而有违效益原则。在适用和遵守法律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看重对实体规则的遵循而相对轻视对程序规则的遵循。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程序是法律实施的关键。
从司法的角度看，将诉讼塑造成为规范的理性沟通平台，能够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抽象的规范需要或多或少的解释才能在具象的特定情境中有效适用。
实践中，有的法律规范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而有些法律规范却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123]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9页。这意味着法律与社会现实的非兼容性可能会更高。执法机关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执法活动。
[139]参见凌斌:《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121-135页。[22]参见关保英：《公民用法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0年第5期，第8-29页。（六）谦抑实施原则 法治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但规则本身存在诸多缺陷。[89]保障法律得到公平的实施，需要国家在物质资源和法律资源上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使社会成员能够平等运用法律资源。
[23]参见张波：《助法行为及其价值研究》，《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60-166页。[39] 4.法律实施的易受干扰性 通常认为，法律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首先是由法律自身的中立性（工具性）特质所决定的。除此之外，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还应当至少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一国的财力人力直接影响到实施机构及其人员、设施的配备程度，也直接决定了法律实施可否以及能够多大范围内采取先进技术、新型工具来辅助实施，这就是法律实施的资源依赖特性。[52]法律实施乏效的第二类表现在于实施错误。[68][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信息会影响个体对规范的主观感知，而这种感知会促使个体守法。但依法实施原则强调，法律在实施中仍应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防止舆论绑架。[6]法律实施亦是一个好制度的发现过程。
从宏观上看，法律实施的成本不仅包括实施中所需要的人力、经费及其他社会资源等直接成本,也包括行政机构本身因超越或滥用权力而背离立法目标等间接成本，[104]也包括经济费用，还包括社会代价。[25]参见胡平仁主编：《法理学：原理•图解•案例•司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130]这意味着，如果道德、社会规范和声誉效应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实际上法律是不必干涉的。[1]实际上，法律实施的意义不仅于此，它甚至决定着法是否为法。
如果行为人恶意规避法律或策略性地选择守法，其行为还违背了诚信实施原则。[77]参见朱晓燕、王怀章：《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35-138页。
那些被抽象掉的所谓与法律无关的因素，在法律实施中却可能是影响法律实施效果的主要乃至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法律实施中，将法律要求置入技术程式，通过技术控制确保法律要求得到贯彻。相反，不同社会成员在同一法律实施中越是被无差异地平等对待，就越是有违法治的公正目标。卢埃林认为，任何执法问题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改变某些特定个人的行为模式的问题。
[96]此外，还存在执法者为了息事宁人，进行无原则的妥协[97]以回避矛盾冲突和执法风险的情形。又如在执法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城市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大，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不仅数量快速上升，更是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新型化等特点，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杂,民众的需求不断增加。
[101]有关治理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的具体方案，参见聂鑫:《专利恶意诉讼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知识产权》2015年第5期，第49-55页。纠纷是否得到合理解决，法律的社会功能、社会目的是否有效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等。
参见刘方权、宋灵珊：《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从法学院到法院》，《法律和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66页。[124]可见，那种认为法律在实施结果上是理想的，法律规制下的社会必然会形成良好秩序的观点，不过是泛法治主义[125]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
[63]有研究将法律的漏洞划分为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法律）部门漏洞与部门间漏洞、概念漏洞与规范漏洞、单一漏洞或多个漏洞与漏洞群、冲突漏洞等多种类型。[60]单纯对结果公平的追求往往会导致国家过多地干预个人自由权利。正如富勒所言，简约性是法律的内在美德之一。但在法律实施中，现实地存在着社会成员间显著的差别，简单的平等实施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正。
该行为旨在排除特定法律规范的适用而实现与受禁止行为相同的效果。组织严密的国家既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成就，也是适于大规模、统一化实施法律的最佳工具，因而国家成为了法律领域中理性的代言人，严格的法律程序成为了理性的背书。
沟通还能够促进和增强社会成员对法律和法治的共识，而社会共识程度直接影响着法律实施的多方面效果。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9] 别人的议论就是对通奸者的一种私人性惩罚。法律资源主要是指保障法律实施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